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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新政的原因

作者:admin发布日期:2020-03-31 21:17

  清末新政的原因_历史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清末新政的原因 一、改革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清末制度改革的前期领导是慈禧太后,后期是摄政王载沣。纵观慈禧一生, 思想并不守旧。不过她日常关注较多的是她个人的权势、地位。1898 年在顽固 大臣的挑

  清末新政的原因 一、改革缺乏强有力的领导。 清末制度改革的前期领导是慈禧太后,后期是摄政王载沣。纵观慈禧一生, 思想并不守旧。不过她日常关注较多的是她个人的权势、地位。1898 年在顽固 大臣的挑唆和包围下,西太后一手扑灭了戊戌变法,然而两年之后,她又在西安 亲自颁谕宣布变法,1905 年则进一步接受臣僚的意见,同意实行宪政。慈禧对 于变法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给人以一种感觉,认为她同意改革“不过是对于 国内不满的搪塞、 贿赂和对于外国无力的软弱屈服, 都是的表现” 〔2〕 。 使人们对她发动改革的诚意表示怀疑。不过,由于她临朝听政数十年,掌握清朝 大权,尽管有人对立宪不满和怀疑,但惮于她的淫威,对她的懿旨懿训还不 敢违抗,在她去世前,各种新政尚能照常推行,朝政大局也尚能保持相对稳定。 1908 年慈禧太后去世,“使王朝失掉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 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加速了人们久已期待的内部崩溃的危险”〔3〕。继 承皇位的是 3 岁的溥仪,由其父载沣监国。载沣主持朝政,使“朝廷当时失去了 中心人物, 令人发生一种空虚之感” 〔4〕 “他没有时代所需要的魄力和才干” 。 〔5〕。皇族内部围绕着权力,明争暗斗。光绪帝的皇后隆裕太后与载沣不谐。 当时满洲贵族新派人物、两江总督端方是载沣的左右手,1904 年 11 月隆裕太后 借故解除了端方的职务,想以对端方的罢免“在上摄政王”。在朝政的 处理上,载沣“施治寡术,用人无方”。他监国后,有见大权旁落,深感皇室的 危险,拼命加强皇族集权。官制改革中,政要多用亲贵,竭力排斥和打击汉族官 僚。他以戊戌年间袁世凯曾出卖其兄光绪,借口袁有“足疾”,解除袁的兵柄, 将他逐回河南老家。湖广总督张之洞有见于此,“震惊无所措”,为求自保,自 动交出所编新军,请改隶陆军部,于是,载沣任命铁良为兵部尚书,将兵权收归 到自己手中。载沣的所作所为“其主要目的就是如何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 “一切努力只是拼命抵挡或推迟国家的破产和”〔6〕。 在第一届责任 内阁中,新内阁以奕劻为首,皇族成员占了 5 名,且掌握军事、财政、外交等重 要部门。载沣这样做,只是“形式上的加强,非但不能使自己强大起来……且这 种做法只能激起汉人的排满情绪”〔7〕, “越发加深种族的反感……并认识到 当此内忧外患日深之时,为了保住国家,决不能把政权交给如此自私自利的满洲 朝廷”〔8〕。从而使统治集团内部本来就已很深的矛盾更加激化。主持军机处 和外务部、负责官制改革实际领导的庆亲王奕劻素以贪黩著称,与其子载振屡遭 言官,奕劻怀疑言官受大学士瞿鸿禨指使,唆使学士恽毓鼎瞿,又暗通 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结果瞿被革职开缺回籍。领导集团内部 如此,其他各部尚书之间也是势如水火,互相攻击。学部尚书张百熙与侍郎唐绍 仪“因事互相揭参”,结果张遭到申饬,开缺归里,忧愤成疾去世。1907 年云 贵总督岑春煊入京任邮传部尚书,靠贿赂而当上侍郎的朱宝奎,为奕劻所不 容,于是借口广东会党起事,调岑为两广总督,将岑逐出京师。岑行至沪上,托 疾不行, 拒绝赴任。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冲突如此, 而其他“在位诸臣, 人各有心, 或阳奉阴违,或始勤而终怠”。这就严重削弱了对改革的领导,加深了王朝 统治的危机。 二、地方督抚对改革态度冷淡、倍加阻挠,使改革流于形式。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权力逐渐下移,地方督抚坐镇一方,军政大权集于一身。义 和团运动中,南方八省督抚拒行朝命,实行“互保”,开创了地方对抗中央的先 例。“互保”固然保全了清王朝,但也给清朝最高统治者带来了严重不安,引起 朝廷“椎心侧目”。慈禧太后在义和团运动后毅然决然宣布变法,实际就包含了 “藉变法之名,以收集权之实”。官制改革开展后,新官制的制订和推行,尤其 是三权分立的原则,打破了历来督抚的局面;而地方行政机构与中 央各部院对接后,地方事事受制于中央,督抚的人事权大为削弱,中央政府“真 有身使臂,臂使指之势,而督抚几成局外之人”〔9〕。此外, 地方议会的设立, 使督抚无疑多了一层监督。所以,督抚们对改革大多感到不快。署黑龙江巡抚程 德全在奏折中说:“立宪一事,论内阁之担负责任则利于君,论国民之参与政权 则利于民, 论政体之齐一人心则利于国, 独不利于官耳。 盖众目相瞩, 事理毕彰, 欲徇私利则既畏讥弹,欲贪婪则更多顾忌,此宪政实行所以诸者什一,阻者什九 也。 ”由于改革对督抚没有什么好处, “其权不如往日之重, 其利不如往日之优。 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对于中央下达的许多新政 改革措施大多阳奉阴违,敷衍搪塞,不是借口“在在需时,非仓促所能告竣”, 就是借口“自治程度不齐,延搁不办”,以致中央“所作的努力由于各省统治者 的消极抵抗而受到阻挠”, “一令之颁, 出国门而受阻……部臣、 疆臣显分畛域, 疆臣所管辖, 部臣不得而干涉之; 部臣之所筹划, 疆臣或从而抵抗之, 政出多门, 权无专属”。许多新政始终停留在纸上,不能付诸实施,均与此有关。所以,有 人担心说:“现在内患外侮,极为可忧,中外臣工仍以敷衍苟安为计,以倾轧排 挤为能,恐安危之数,不在党徒之煽乱,而在政论之纷歧。” 三、众多中小官吏对新政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认识,甚至持反对态度。 对于清末制度改革,广大中小官吏的态度约为三种:一种是不反对改革,但 由于对宪政大多陌生,所以,对改革不知从何着手。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那样: “今以旧习惯之官吏,强其执行新政,学非所具,即有欲竭力办事者,亦苦无正 当办法,故新政虽颁,上行而下不能效。”的确,仓促的改革,“对于毫无准备 而处在古老而原始的环境下的官吏们,实在是件难于应付的事”〔10〕。由于这 部分官吏对改革缺乏精神准备和必要的认识,以致许多新政在他们手中变了样, 一些本来是“益民之举”,到头来反而成为“扰民之举”,这些官吏的“新政” 非但无力, 还招来了民怨。 一种是对改革持反对态度, 这部分官吏又分几种情况: 一部分属于思想僵化、顽固守旧。他们认为“今制度若遽行更易,则纲纪必损; 纲纪既损,邦本必败;邦本既坏,又何以能立国?”“立宪为我国所未有,而以 为西国所专久,舍本从人,适足以滋乱”。“六官之制,绵络百代,今议者不此 之察,乃取四千年相承不变之官制一举而改易之,使五、六不更事之少年,假托 西法,逞其狂悖,用夷变夏,乱国法而坏人心,其为患固未知所终也”。这些官 吏对于新政大多“非阻挠即敷衍”。一部分是出于忧国忧民之心,认为当今民穷 财尽,人才消乏,国家形势危迫之至,若再事纷更制度,必“惑乱天下人心,大 局不堪设想”。他们主张整饬官常,保存旧章,维持原状,宜“稍纾民力,与民 休息”,俟数年之后,阎闾元气大复,庶几民和政举,主张“凡一切改弦更张之 举, 不论其已经宣布者亦不论其尚未宣布者, 均宜暂缓施行”。 还且一部分官吏, 因为改革将使他们不能再象过去那样贪赃枉法,随意鱼肉百姓,所以拼命反对。 “若宪政成,大小臣工无不有一之责成,听人下之监督,其贪墨被宄、败常溺职 者上得而罢斥之, 下得而攻退之”。 这部分官吏是“以一己之私, 行阻挠之计”。 还有一部分官吏是趁改革之机,大行“网利之图”。自铨选制度改由各部院长官 荐辟后,社会上钻营之风大盛。“仕途弥盛夤缘之习,奔走私门,风俗所以日即 嚣凌,人心所以日趋险诈,干进者尤以联络权贵为终南捷径”。“权势之家趋者 若蚁,一旦得志,凭社假威,狗苟蝇营,名曰运动,至有贿赂运动”。至于各地 筹办自治过程中这种钻营投机之风更炽,安插私人亲信,藉端苛敛,任意开销公 费。所以,有人说:“新政非不善,实由官之办理不善者有以酿之。” 此外,科举制度的废除、捐纳的停开,堵塞了大批士人“求官谋食”之路,而新 官制的颁布施行,又造成了大批冗员,“使之绝无生路”,这一切也是引起大批 官吏反对和阻挠新政的原因。 四、严重的财政困难是造成改革失败的又一原因。 自经甲午战败和义和团运动, “天下之财, 悉应赔款”。 清朝财政已是油干灯枯, 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但改革本身需要 钱款,于是从中央到地方,无不向人民层层摊派,“部臣筹费无出,责之疆吏, 疆吏责之州县,州县舍百姓将谁责耶?”“自近时新政试行,于是立学之费取之 农,练兵之费取之农,其他杂款加税无一不取之于农”。清政府承认:“各直省 自摊还赔款、举行新政以来,用如泥沙,取尽锱铢,搜括已不留余力,额外科派, 民不堪命”。自庚子赔款摊派各省之后,民间搜括无余,商业萧条,倒闭相望, 城市村落,十室九空;加上水旱灾荒,各地无不哀鸿遍野。新政不但未给人民带 来实惠,反而成了人民的灾难。加上官吏横暴,罔惜民艰,遂引发人民对改革的 普遍不满和斗争。制度改革的十年间,以抗捐抗税为内容的民变遍及 全国城乡。据不完全统计,十年间,全国大小民变不下 3000 多起,此起彼伏的 民变给人们展现了一幅乱世景象,给改革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也给反清造成 了强大的声势,推动了反清斗争的高涨。“昔汉臣贾谊陈时局之危,譬谓抱 火厝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数月以前,我国时势,盖有类 于是,今则火既燃矣,且将燎原矣”。 五、盲目仿效日本立宪做法,给改革带来了无穷灾难,直接导致立宪派对清政府 的背离,加速改革的失败。 清末立宪发生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采用资产阶级制度之后, 清政府有足够 的时间和条件对别国的宪政经验进行借鉴,但是究竟采用何国的宪政形式,最终 取决于清政府本身。清政府在派遣首批出国考察宪政大臣的谕旨中说,要“兼 采”各国之长,但实际上是有选择的。清政府认为美国“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 之处, 自非中国政体所宜”。 英国虽为君主立宪国, 但“国会实握有立法、 司法、 行政之三权,故有万能会议之目,名为立宪,实则国会之”。“其实权 全归国会,凡不经国会许可,如有施法、废法之为,以违,此偏重之弊,有 断不能采行者”。 权衡之下, 认为日本政体颇与中国接近, “凡国之内政、 外交、 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 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有丝毫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日本宪法,其宏纲 要旨,无非上保皇室之尊荣,下予人民以幸福,施之我国,至为合宜”。“我国 行立宪,当仿日本为宜”。日本宪法又称帝国宪法,诞生于明治年间,明治维新 时,维新志士为推倒幕府、削平群藩,挟天子号令诸侯,规定宪法钦定,日本的 立法、司法裁决权、军队统帅权、议会的召集与解散、法令的发布、官员的任免 大权, “全握于天皇一人之手”, 其行政内阁则为“完全属于天皇施政之机关”。 日本名为立宪国家,实则与封建无别。日本的立宪政体,对于力图强化皇权 的清王朝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1907 年清政府第二次派遣考察宪政大臣,就 专门考察了日本。在制订的钦定宪法大纲和中央及地方官制官规中,大多抄袭日 本的成文法规。清政府对日本宪政的抄袭模仿,表明它不过是要一个名义上的君 主立宪,实际上的开明。它这样做只能是东施效颦,给制度改革带来极 大的危险,造成整个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直接导致立宪派对它的失望和背离。 立宪派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推动者和拥护者,主要由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部分知 识分子和官僚组成。他们主张通过改革把中国变成真正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 家,建立“一个权力集中于国会”的内阁,使自己能参与对政府的管理。他们的 要求同清政府有限度的立宪活动直接形成了对立和冲突。 立宪派批评朝廷筹备立 宪有名无实,纯属“涂饰敷衍”,皇族内阁违背宪章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 容之性质”,要求给谘议局、资政院以真正议政之权;批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是 “徒为迁延时日”,对宪政筹备计划表示不满,要求朝廷尽速召开国会,成立责 任内阁。1908 年日本控制朝鲜后,日俄加紧勾结,密谋蚕食我国东北和内蒙地 区,英法也加紧对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侵略,以孙洪伊为首,各省谘议局议员代 表以“时局骤变,惊心动魄者不一而足”,,要求缩短立宪预备年限, 提前召开国会, 清廷未予理睬。 次年, 直隶等十一省谘议局代表再次呈文资政院, 要求于 1911 年(宣统三年)召开国会。清政府蛮横拒绝了代表要求,斥责他们 “浮躁冒昧,不晓事体,遇有内外政事,辄藉口立宪,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 意鼓簧”,并将代表温世尧发往新疆军台“效力赎罪”。1911 年 4 月,皇族内 阁成立后, 激起了立宪派的强烈不满,立宪派指责朝廷“朝令夕改”;对宪政 “不诚不敬”,皇族内阁违背宪章,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要 求加以解散,召开国会,重新组织新的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并再一次组织赴京 活动。但清政府仍冥顽不灵,竟丧心病狂地下令军统领衙门将代表武装 押解回籍,谕令各省督抚“严饬开导弹压,如不服劝谕,纠众违抗,即行查拿严 办”。同月,资政院呈奏各省谘议局及各省人民代表请求立即召开国会折,提醒 清政府“人心难得而易失,机会一往而不返,及今图之,犹可激发舆情,?。安 大局”,要求提前召开国会,设上下议院,结果再次被清政府斥为“越权”“妄 行呈奏”。至此,立宪派对清廷彻底失望,而资政院、谘议局“俱变为表达 或煽动人民压迫朝廷的机关”〔11〕。一位清朝官员对此惊呼道:“犯上作乱之 事,昔出于密谋,今见于公议;无父无君之说,昔起于匪类,今创于搢绅;世变 之奇,至此已极,异日之患,臣不忍言。”它真实地披露了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愤 懑。 立宪派“其初恐清廷不立宪, 其继愤政府假立宪, 其后乃不欲出于和平立宪, 而思以铁血立宪”。眼见清朝政府无可挽救,斗争形势日益高涨,立宪派于 是相率背离清政府, 或转附营垒, 寻求出路。 清政府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1911 年 4 月,湖广川粤等省爆发了大规模的保路运动, 清政府对四川谘议局负 责人不适当的处理,和对群众的血腥,终于酿成了人民武装,紧接 着爆发了武昌起义,清王朝的新政活动终于走到了尽头。武昌起义爆发后,许多 官僚纷纷上奏,指出:“今国势之危,过于汉季且将十倍,出万死而求一生,惟 持国会与责任内阁成立。”并以朝鲜灭亡为例,“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当 前解救危机的一线希望就是废除 《钦定宪法大纲》 “弭一时之祸变之源者在此, , 奠万世无疆之业在此”。陆军统制张绍曾在奏折中则指出:“皇位之统宜定,人 民之权利宜尊,军队之作用宜明,国会之权限宜大,内阁责任宜专,残暴之苛政 宜除,种族之界限宜泯。”要求清政府“以英国之君主宪章为准的,宪法由内阁 起草议决,君主不得否决;军队调动指挥由国会议决,不许随意逮捕监禁枪杀人 民;组织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选举,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及国务大臣” 等十二条政纲。同年 11 月 3 日, 继湖北独立后,又先后有湖南、陕西、广东、 江西、安徽等省宣布独立,“大局几于瓦解”,时局对清廷越来越不利。至此, 清廷终于决定采纳张昭曾等人的意见,下罪己诏,承认数年来制度改革“皆 有名无实”“敷衍人民”,“此次变乱起源,其肇因虽有万端,归纳言之, 之无条理及立宪之假筹备所产生出之结果”。宣布取消内阁暂行章程,解散皇族 内阁,颁布十九条信条,宣誓太庙,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当初立宪派提出的全 部要求。然而,已为时太晚,这时谁也不理睬它的这些许诺。人民指责它是“洋 人的朝廷”,立宪派指责它“搞欺骗”,党人决心推倒它。清廷众叛亲离, 日暮途穷,终于在国人唾弃中走向灭亡。 六、列强对清政府的改革持冷谈态度。 帝国主义承认,“在宣统朝代,列强无论联合地或单独地都未能有效地支持北 京”。列强虽“赞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在创造这样一个政府方面做得太 少”,相反地,“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积极地从这个政府手中争着经济权利, 以致引起各省同声反对中央”。“满清朝代的崩溃,部分地是由于列强的默认” 〔12〕。在所有列强中,当时与中国政局关系最紧密的是日、俄两国。日、俄对 于清政府的改革始终抱着敌视的态度, 尤其反对中国有一个中央化的有效率 的军队,反对中国在满、蒙、新疆地区的任何进步举措。它们只是“寄希望 于邻国的纷乱中趁机获得好处”。 日本只是一个劲地“不赞成中国迅速进行 改革”,“劲直地反对中国一切改变现状的举动”,“也不赞成中国向外借款以 实行改革”,“而坚持要求中国先解决日本在满洲的悬案”〔13〕。伊藤博文和 桂太郎还采取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以日本家的身份“影响摄政王”,对摄政 王的“任何举措”表示“支持”〔14〕;但另一方面,当他们“假装支持摄政王 政府的时候, 个别日本人又在鼓励中国南方的活动” 〔15〕 由于列强并“不 。 支持北京欲使中国现代化的努力”〔16〕,导致了清政府改革的失败。待到 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独立,帝国主义列强又指责它懦弱无能,不能迅速扑灭 ,决定彻底抛弃它,另择新的代理人。 统治中国 260 多年的清朝,自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其统治早已腐朽不堪, 难以为继。“今日之中国其敝坏固已达于极点,而毁屋重构,轮奂一新,未尝无 及矣,则之谓也,弥缝补漏,跼蹐以处,立宪之谓也”〔17〕。当时“官乱 于上,民变于下,海外党徒,长江会匪,东三省马贼,环伺而起”,能解决中国 问题“舍而无由”〔18〕。改革阻挡不了狂澜,任何枝枝节节的改良都 无济于事。因此,从这一点来说,清末制度的改革失败,清王朝的灭亡是不 足为怪的。 清末制度改革是 1901 至 1911 年间中国社会鼎沸年代的一部分, 是近代中国 社会新旧变迁的重要环节, 是中国由封建君主制度向资产阶级君宪制度迈出 的重要一步。君主立宪与共和都是资产阶级,它们只是在政权的组织形 式上不同而已。清末实行的立宪政体虽不完备,但毕竟已不同于封建君主, 带有向资产阶级政权过渡的性质。它的一部分改革成果如立宪、地方自治、 教育改革等等,日后得到了保留和完善,并成为资产阶级派推行共和政 治的基础。由清末发端的中国制度改革并未因清朝灭亡而中止,辛亥的 胜利和对封建势力的扫荡,以及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加速了中国政 治制度近代化的进程,把中国制度改革再次推向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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